第二章 艰苦创业 抗战救国（1933－1948年）
　　中国化学会成立之时，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化学界的先驱们怀着爱国热忱之心，报着科学救国之志自愿并积极的组成了这个学术团体。成立初期，学会设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尚可勉强的开展工作，但是五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发动侵略我国的“七七事变”，国土不断沦丧，学会辗转迁移，开始走向更加艰难，更加崎岖不平的道路。工作条件和经费来源更加困难，但是中国化学会在既无经费，有无会址，更无专职人员的及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应抗日救国的急需，坚持学术交流、期刊出版、化学教育与科普等工作，结合当时的国防化学与工业的需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从而收到广大化学工作者的拥护和爱戴，组织不断健全，地方分会相继建立，会员不断增加，为中国化学会树立了艰苦创业、爱会如家的优良传统。

　　　　　　　　　　　　　　　　一． 坚持学术年会 促进学科发展
　　中国化学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每年一次的年会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在1949年以前，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便是年会。从1933年到1948年，每年举行年会，共召开了十五届年会，参加人数达1700人次，宣读论文500余篇，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我国化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与进展。同时，通过年会的学术活动，也将我国化学界组织和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抗战和后方工业建设中去。
　　1933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首届年会，虽然仅有46人参加，但会议内容相当丰富，除报告会务、讨论提案等内容外，重点宣读了七篇论文和三篇研究报告。七篇论文是：铅之新分析法、有机根之放电电位、炸药之吸水性、有机元素分析之新仪器、有机游根之数种反应、毒气防御、羊角椒之化学成份及生理作用。其中有些是属基础性的工作，有些是紧密结合当时抗日救国的需要和围绕我国特有的天然产物化学开展的研究工作。三篇研究报告主要介绍原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中央卫生试验所和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的研究概况，起了沟通情况、相互了解的作用。这次年会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国家民族与科学教育的实际需要开展学术活动，这个特点不仅在以后历届年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扬，而且越来越得到化学界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至1934年化学会会员已增至582人，当年8月正值酷暑，但会员仍踊跃奔赴炎热的上海，参加第二届年会，人数达116人。这届年会除宣读论文外，还通过了加强协作与联系需要开展化学研究的决议，号召会员应该以我国当时的物质需要考虑研究课题，并且应该尽量以国产原料为对象，开展系统研究，做出统一规划，将当时中国在衣、食、住、行及国防上需要的物品，按需要的缓急分期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学会负责人和不少会员颠沛流离、生活清贫，但他们仍爱会如家，坚决支持学会各项决定，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例如第五届年会正值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原有80多会员报名参加，因交通中断，仅有8名会员抵达青岛开会，但许多未到会的会员仍作了充分准备，提交了论文报告。1938年国民党军队弃守武汉三镇，全国笼罩在暮色沉沉之中，学术活动条件更加艰巨，几乎所有群众团体均停止了年会活动，但中国化学会在广大会员积极支持和负责人奔走努力下，在重庆仍坚持召开了第六届年会，到会代表人数达57人，宣读学术论文14篇。与会代表还一致讨论通过关于声讨日本侵略者施放毒气的决议，并致电国际反侵略总会，呼吁各国化学家，共同声讨。这些年会活动表现了广大会员高度的爱国热忱！
　　第九、十两届年会，正值建会十周年前后，为庆祝学会成立十周年，总会号召会员总结十年来国内外化学和有关化学各方面的进展，并做好本职工作，迎接年会的召开。由于这两届年会的准备工作较充分，虽处在八年抗战中，但到会人数最多，论文数目也较前几届年会多。为纪念中国化学会成立十周年，学会于1941年开始筹备出版纪念专刊，经过三年时间于1944－1945年作为《化学》8卷、9卷专号分上、下两册出版，共约40万字，反映了当时我国化学科学的进展概况。
　　为了激发广大会员积极性，为发展化学科学多作贡献，学会会长（理事长）经常在年会上就化学科学与化学会的发展作总结性的概述和展望。1935年在第三届联合年会上，曾昭抡作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之进展”的报告，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发展及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作了精辟的总结。1941年吴承洛在第九届年会上作了“一百年来中国化学工业之进展”的报告，总结了自1842年至1941年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过程，号召会员埋头苦干二十年，赶上化学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1943年第十一届年会上，吴承洛又作了“战前六年与战时六年化学在中国之发展与应用的趋势及将来的展望”的报告，号召会员应为化学与化工事业的发展、为培养化学人才、为抗日救国多做贡献。
　　随着年会学术活动的开展，年会的形式与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从第六届年会起，除一般宣读论文和进行讨论外，还增加了“公开讲演”的内容，普及化学知识，加强学会与各界的联系。第六届年会组织了“四川化学工业之改进”、“化学与健康”等演讲，听众近二千人；第七届年会组织了“化学研究之重要”、“抗战建国从一个原子说起”等讲演，介绍化学科学之重要性和它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
　　论文内容也随国家实际需要和化学科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到第七届年会，论文报告中的工业化学和有机化学的比例骤增，79篇论文中有14篇是工业方面的科研成果，15篇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科研成果。在第十一届年会上，侯氏制碱法与学术界见了面。大会主席张洪沅亲自带领全体代表到永利川厂参观了候氏制碱法的操作规程，化学界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这届年会专门致函侯德榜先生，对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祝贺，并号召中国化学会会员学习侯德榜不畏艰苦、顽强奋斗的实干精神。
在年会上，还经常组织代表就科研、生产、教育方面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如第六届年会组织了化学工业问题讨论会，内容一为着重于四川化工情况研讨，一为化学教育问题，并提出了设立化学工业问题咨询委员会、科学教育用品供应委员会等提案。
　　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合作与相互了解，第三届年会（1935年）与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六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第四届年会（1936年）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等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第十二（1944年）、十四届（1946年）年会是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这一时期，为了使会员了解当时我国化学、化工的科研和生产现状、年会还经常组织代表参观，如第二届年会就组织代表参观了研究所、工厂等十五个单位。
对于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年会，第一任化学会会长陈裕光曾写下这么一段感悟：“在我的记忆中，有两次年会印象特别深。一次是193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年会，那次会开得很好。全国各界的化学工作者，首次包括很多工业化学工作者，聚焦在一起，感到非常亲切。大会、小组会都开得既认真，又活泼，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涨。另一次是1941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九届年会，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尽管路途遥远，有些地方行程阻隔，但全国各界化学工作者，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奔赴成都参加盛会。当时，我虽早已不是理事会成员，但中国化学会还是委托我和成都的会员负责组织这次第九届年会。这届年会，因抗战关系，很多人家乡沦陷，聚焦在一起，殊为不易。所以大、小会议，更显得认真、亲切。化学会好像是我们化学家之‘家’，我每忆起当时的欢聚情景，还有无限依恋之情。”
　　本着“以文会友，集思广益，嘤求关韶，志切观摩”的宗旨，达到切磋学术的空前效果。第二任会长曾昭抡就化学方面的成就说：“我国在近数年来在纯粹及应用化学上之研究成绩，远超过以前半个世纪”（《科学》第10卷10期，第1638页）。联合年会不仅交流了研究成果，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商讨科学国策”、“团结科学团体、考察科学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科学团体举行联合年会的意义》《科学》第10卷第7期社论（1935年7月）。
　　从1941年－1948年历任副总干事、总干事职务的高济宇，在纪念中国化学会五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化学会及各分会成立后，真是生气勃勃，通过年会及其他学术活动，的确起到了交流经验，相互促进的作用。中国化学会成立前，只有个别单位、个别学校的少数化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化学会成立后，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普遍开展了研究工作，就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抗战期间，化学研究工作也未间断”。
　　在那个难忘的历史年代，“年会”成了化学会团结各地化学工作者的情感纽带，更是促进化学研究和交流的推动力。“年会”对那段时期化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本会1933－1948年学术年会简况如下：

 　　　　　　　　　　　　　　　　　二． 创办学术期刊，战乱中坚持出版
　　学术期刊的主要作用是报道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传播科学知识和积累科学资料，它比学术会议更加具有历史价值和应用价值，是科学技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中国化学会成立之日起，学会负责人就十分重视学术刊物的重要作用，并将出版学术刊物列为学会的一项首要任务。1932年8月5日第一次理事会就决议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次年又创办了《化学》杂志。历届学会会长（理事长）、总干事（秘书长）以及理事等都曾亲自过问或兼任刊物的总编辑（主编）